《我家的事》被取消 是香港還是中國審查的預防性邏輯/Was It Hong Kong or China? The Pre-emptive Logic Behind the Cancellation of Family Matters

《我家的事》電影劇照 ©️ 牽猴子

2025 年夏天，原訂於 Cine Fan 夏日國際電影節放映的台灣電影《我家的事》，在放映前一週突遭撤片。官方公告指出，原因是「畫面用字未能符合修改要求」，電影無法配合修改「民國」一詞而撤出。這項決定不僅讓已售罄的兩場放映場次全面取消，也引爆了關於香港電影審查制度的再一次輿論討論。

儘管導演隨即出面澄清「此次撤映與演員無關」，但外界關注的焦點已不再局限於個別事件，而是聚焦於制度本身。當一部家庭電影都可能被禁止上映，這是否意味著，在某些條件中，審查已經成為一種「預設立場」，一種不容對話的封口機制？

誰能預測被聯想的代價

《我家的事》是一部由曾敬驊與藍葦華主演、描繪家庭與情緒壓抑的劇情片，主題聚焦於記憶、親情與創傷的修復。內容中無明顯政治指涉，亦未觸碰任何法定敏感紅線。然而，撤片事件發生後，不少觀眾將矛頭指向演員過往言論，例如藍葦華曾在 Threads 上轉發與「大罷免成功」有關的貼文。

雖然導演已公開表示撤映與演員無關，但在當前審查邏輯中，「可被聯想」即構成風險，與內容本身無涉。更何況，藍葦華近期亦參演台灣原創影集《零日攻擊》，該劇因其軍事政治背景，曾被部分中國媒體指控「影射國安情節」。這些模糊的網絡連結，儘管沒有明說，卻可能對影展策展人或審查機關形成壓力。

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審查不再只是對「已知內容」的反應，而是一種過度防衛，進而產生一場尚未開始就被中止的對話。

誰擁有定義「安全敘事」的權力

過去數年內，已有多部台灣作品因審查原因而未能在香港上映，包括《美豬肉圓》、《同愛一家》、《逃跑的人》等。有趣的是，這些作品的共同特徵並非激進，而是「可能引發聯想」。這種現象讓人不得不思考，在當代華語語境中，「安全」是否已被簡化為「乖巧」，「中立」是否等同於「無聲」。

根據報導，《我家的事》已排定導演出席座談，場刊印製完畢，兩場次門票售罄，卻依然在映前臨時撤片。這不僅打擊創作方的信任，也對觀眾造成難以挽回的失落。畢竟，人們不是買不到票，而是連「觀賞一部家庭電影」的權利也被剝奪了。

被噤聲的不只是電影

審查的力量從來不只發生在影像中，它也滲透進選片、協商、觀影與回應的每一個環節。當創作者不再知道該躲避什麼、當觀眾必須學會閱讀沉默中的語言，我們已步入一個新的文化時代：不說錯話，不等於有自由；不給自由，不等於毫無風險。

《我家的事》最終將於 9 月 12 日在台灣正式上映。也許在那時，我們更該進場支持的，不只是這部電影本身，而是它所象徵一段被阻斷但仍努力發聲的公共議題。

《我家的事》電影劇照 ©️ 牽猴子

審查制度的幽靈遊走於創作與策展之間

香港的《電影檢查條例》於 2021 年修法後，賦予審查機關更大的解釋空間。新修條文強調影視作品不得危害「國家安全」，也不應對公眾造成「負面情緒影響」。這些模糊而寬泛的措辭，實則建立了一個極為彈性的權力場，使得任何含糊語境都可能被詮釋為「潛在風險」。

《我家的事》撤映的官方理由僅為「畫面用字未能符合修改要求」，卻未具體指出是哪一段內容、哪一個詞語。這種「說不清的錯誤」，反而更加深外界的猜疑與不安。畢竟，一個作品若無法知道「犯錯在哪裡」，那麼創作的邊界也將無從界定。